伊朗队的世界杯三场小组赛，要跨越的不只是美墨的边境，还有地缘政治的鸿沟。
这也许是一幕奇观。在世界杯于新加坡时间星期五（6月12日）开打之际，伊朗星期一（8日）刚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直升机，美军星期二（9日）对伊朗发动报复性空袭。
在这火药味十足的当下，两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偏偏冤家路窄。伊朗三场世界杯小组赛全部安排在美国境内，将在新加坡时间6月16日、22日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、比利时，随后在6月27日于西雅图挑战埃及。
这是个非常尴尬的局面。如果美国不接待伊朗参赛，恐要被批东道主没有格局，但直接放“敌人”入境，又并非明智之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伊朗队备战世界杯的历程，从一开始就充满波折。
美国最初拒绝为伊朗队员发放签证，伊朗转而向国际足联（FIFA）寻求协商、申请更换赛地，无果而终。伊朗最终将驻地从美国亚特兰大改到美墨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，并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获得签证。
美国忧虑伊朗队部分人员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，后者已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。伊朗球员与必要后勤人员虽获准入境，但包括曾效力于革命卫队的伊朗足总主席塔吉（Taj）在内，约15名伊朗随行人员被拒签。
根据伊朗足总发言人的最新说法，伊朗队在对阵新西兰前一天才会抵达洛杉矶，后两场小组赛则是提前两天抵达比赛场地。
这比之前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透露的信息要温和不少——此前有报道称，伊朗队被规定只能在比赛当天入境、赛后当天离境。
不过无论如何，在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延绵的当下，在国际足联“体育不涉政治”的旗号下，伊朗这样的参赛安排，背后是一道更深的政治鸿沟。
从墨索里尼到东西德 政治从未缺席世界杯
世界杯真的“不涉”政治吗？历史和现实都表明，答案恰恰相反。
1934年世界杯，时任意大利首相和法西斯党领袖墨索里尼（Mussolini）就把赛事当成政治宣传的工具，亲自为意大利国家队的比赛挑选裁判，还直接干预国际足联的赛事组织。
在意大利对阵西班牙的八强赛，两队首战经过加时后以1比1踢和，在当时尚未引入点球决胜的情况下选择重赛。重赛中，瑞士籍裁判梅塞特（Mercet）在墨索里尼“必须确保意大利夺冠”的重压下偏袒主队，甚至以越位为由吹掉西班牙的合理进球。
意大利最终击败西班牙，并一路杀进决赛，如愿夺得那届比赛的冠军。梅塞特在回到瑞士后，被瑞士足总和国际足联吊销执裁资格。
那一年的世界杯球场彻底化为政治剧场，独裁者上演自上而下的“一手遮天”。到了1974年，东、西德在汉堡展开交锋，再次将意识形态对抗搬到球场上。
1945年，纳粹德国二战战败后，被美国、苏联、英国、法国分区占领。随着冷战爆发，意识形态对立加剧，占领区最终在四年后分裂为联邦德国（西德）和民主德国（东德）两个主权国家。
由苏联控制的东德实行社会主义，美英法控制的西德奉行资本主义。到了1974年世界杯小组赛，两队罕见地在汉堡碰面，这是一场政治意味十足的比赛。
就在双方都志在通过胜利来展示制度优越性时，东德凭借斯帕瓦塞尔（Sparwasser）第77分钟的一剑封喉，爆冷击败西德。
这场胜利在当时背景下，瞬间传遍整个东德，甚至被放大为社会主义阵营压过西方的象征，东德方面将其称为“东德体育的凯旋曲”。不过西德最终夺得冠军，捧起首次亮相的大力神杯。
政治只会在球场上暂时隐藏 但不会消失
时至今日，政治也从未真正离开体育，而是随着世界杯版图的扩展，以新的方式与其共存。1974年世界杯，一共只有16支球队进行38场比赛，到了今年，有足足48支球队进行104场比赛，参赛队伍和比赛数量是原有的三倍之多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世界杯注定面临结构性困境。随着它覆盖的版图越来越广，必然要容纳那些彼此对立、甚至处于交战的国家。这也是自1930年世界杯诞生以来，首次出现参赛国家与东道主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。
美伊的恩怨由来已久，近半个世纪以来都处于深度对峙状态。不过前几次在世界杯碰面，非但没有像外界设想的那样剑拔弩张，反而相处融洽。
1998年，在1979年伊朗革命、两国断交近20年后，美伊首次在世界杯相遇。赛前双方球员搁置分歧，甚至互赠鲜花并合影留念。
最终，伊朗以2比1取胜。当时的美国后卫阿古斯（Agoos）留下这句名言：“足球运动员在90分钟内所做的事情，比政治家在20年里做的还要多。”
到了上届世界杯，虽然美国在小组赛1比0力压伊朗出线，但双方球迷和球员也没有火气。来到本届美加墨，双方虽然在小组赛不会相遇，但有概率在淘汰赛碰面。不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一旦哨声吹响，球场上双方也都会保持体面。
多数球迷都愿意相信，比赛期间政治、意识形态分歧会暂时消失，不过这或许是一种幻觉。国家间的政治角力和分歧一直都在，只是在绿茵场上暂时被替换为足球规则。
当终场哨响后，伊朗队员坐上回到墨西哥的跨境巴士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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